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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509章 计划出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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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此后的几天内,梅思平、高宗武同日本代表影佐帧昭、今井武夫等人,继续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“重光堂”举行了多次谈判。

    后续的谈判,土肥原贤二和平冈龙一均未到场,冯晨自然也没理由参加。

    双方经过8天的讨价还价,最后达成了所谓的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也叫“重光堂协议”,协议内容为:

    (一)缔结华日防共协定,内蒙为特殊“防共”地区,日本可以在“防共区”驻兵。

    (二)承认或默认满洲国。

    (三)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,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。

    (四)华日经济提携,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,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。

    (五)补偿因事变而造成的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,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。

    (六)恢复和平后,日军在两年以内撤军。

    由于《日华协议记录》在土肥原的重光堂签字,所以《日华协议记录》包括的三个文件统称《重光堂协议》。

    而这次会谈,又称“重光堂会谈”。

    细看《日华协议记录》,可以发现,它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,不过是重复了日本首相广田弘毅的“和平条件“而已。

    高宗武和梅思平在“重光堂会谈”中,同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,所达成的另外一项秘密协议记录,是有关汪精卫出逃的。

    这项协议中,详细计划了,汪精卫宣布下野,脱离蒋介石,然后联合云南、四川及广东将领,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,另立“国民政府”,并以此取代重庆国民政府,而与日本实现“和平”。

    为此,双方还拟定了汪精卫今后的行动计划。

    计划中包括,汪精卫如何逃跑,如何在境外发表声明,及日方如何配合,及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首相声明响应等等。

    会谈结束后,梅思平把《重光堂协议》抄在丝绸上,缝在西装马甲里,在日本人的秘密护送下,带回重庆向汪精卫交差。

    高宗武和梅四平离开上海的当天,冯晨通过平冈龙一那里,知道了协议中汪精卫出逃的计划,他立即赶回幸福弄堂号,给安志达做了汇报。

    “志达同志,汪精卫确实准备出逃,怎么办?”冯晨问。

    “我们只能把汪精卫出逃计划的大致内容,先电告延安,你同时要把这个计划也电告重庆军统局总部。”安志达回答说。

    “协议内容我没看到,这个是绝密,我们只能把知道的情况,如实给上级汇报。”冯晨知道的内容,也只是平冈龙一的口述。

    “我考虑着,协议的内容,高宗武和梅思平一定带在身上,你把电报发给军统局总部以后,戴笠一定会想办法,在重庆截获这份协议。”安志达分析说。

    “不一定,现在蒋介石在湖南长沙部署阻击日军,不在重庆,汪精卫又是国民党的副总裁,只要他没公开发表声明投敌,戴笠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汪精卫作对呀!”

    冯晨很清楚,在汪精卫周围,有一大批手握实权的人物,这些人只要蒋介石不在,一般人还真拿他们没办法。

    “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吧,戴笠如何应对,那是戴笠的事情。”安志达觉得冯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。

    “嗯,现在只能这样办了。”冯晨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大东亚文化研究所什么时间正式挂牌?”安志达问道。

    “就这两天,一切都准备就绪了,具体时间平冈龙一还没定。”冯晨回答说。

    “平冈龙一是不是在等着汪精卫发表声明,或者说,平冈龙一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段内,再对外宣布?”安志达很善于联想。

    “这种可能性很大,平冈龙一有个打算,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以后,首先第一项工作就是铲除租界内的反日、排日报刊杂志。”冯晨说道。

    “你要借此机会,取得平冈龙一的进一步信任,这份名单你先拿着,这几家杂志社,最近我先让他们连篇累牍地揭露日军暴行,在你行动前,我通知人员撤退,你去捣毁设备。”安志达从身上掏出一份名单,递给了冯晨。

    “志达同志,我看还是算了吧,如果这样做的话,我们地下组织的财产损失也不是个小数目。”冯晨看了看名单说。

    “为了你能够深度伪装下去,这点损失值得,再说了,事后,你也可以想办法,帮组织上再弄一些设备补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那好吧,我准备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挂牌的第二天,来次大的行动,把租界内的军统和中统所办的报刊杂志,包括咱们这三家地下杂志社,全部捣毁。”

    “你不提前给王天木透个气?”安志达有点担忧。

    “不必要,行动前,我直接给重庆的戴笠汇报,把名单同时发给戴笠,他想保哪家就保哪家,他不表态,我全部查抄。”冯晨回答说。

    冯晨觉得,要是给王天木透气,恐怕行动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一个星期后,梅思平终于秘密回到了重庆。

    戴笠接到冯晨的电报后,在重庆的大小车站、码头,交通要道,都安排了特工人员,密切注意着高宗武和梅思平两人的行踪。

    可是,高宗武根本就没回重庆,狡猾的梅思平巧妙地躲过了戴笠的人,见到了汪精卫。

    汪精卫看到梅思平带回来的协议后,紧急召集低调俱乐部里的一伙骨干们,在一起认真讨论研究起来。

    陈公博仔细看了“重光堂协议”后徒然变色说:“汪先生,这份协议书是哪儿来的?蒋委员长他知道吗?”

    “委员长暂时不知。”周佛海替汪精卫回答说。

    “委员长不出来议和,我准备来议和,不然,焦土抗战,死且不知!”汪精卫接过周佛海的话说道。

    “汪先生,依公博之见,先生这样做恐怕是难为人理解的,还可能出大乱子。”陈公博听后不安地说道。

    “公博,你我相处二十年,患难与共,我这次到外面去,和以前一样,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。

    有路可走,我汪兆铭是不会离开重庆的,可现在只能离开重庆才能去谈和,我在重庆谈和,人家定会误以为是政府主张,这是于政府不利的。

    我离开重庆,那些人如果仍执迷不悟,那我就只能撇开他们另组班子了,我与佛海一批人的良苦用心,将来是会得到国人理解的。”

    汪精卫耐心地劝说着陈公博。

    “公博,历史的评价问题,牵涉到战局如何发展问题,很复杂,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定得下来的,成事在天,谋事在人,要谋事总要付出代价和牺牲的。”周佛海也劝着陈公博。

    “你们都统一意见了,我还有什么可说的?不过,我总觉得这事还欠考虑,背着政府去和敌方谈和,无论结果怎样,总还有个立场问题。

    更何况,这里面还牵涉到要组织另一个政府问题,而日本方面是否有此诚意?此事须得慎重,最好放弃。”

    陈公博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,不过,最后他表态说:“汪先生走到哪里,公博会跟到哪里,我不想留在四川,眼看着众人在我面前骂汪先生,我更不愿被别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府里的密探。”

    就这样,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后,低调俱乐部的这帮人,最终接受了这个协议。

    于是,汪精卫、陈璧君夫妇,按照秘密协议记录中的方案,开始实施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:

    12月5日,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,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。

    汪精卫夫妇,托词,12月8日,去昆明、成都演讲,离开重庆。